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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治理高峰论坛湖北峰会暨“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第三届年会专题报道二
浏览2003次 来源:中共荆门市委组织组(组织二科) 发布时间:2014-10-29

开题演讲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宋洪远

        宋洪远讲话摘要
        第一,城镇化的概念和我国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就是由乡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有三个大的转折。第一次转折在2000年,城镇化作为发展战略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建议稿中。第二次转折在2002年,我们总结了欧美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吸取了拉美国家的教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中国的城镇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鲜明地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第三次转折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个战略和要求。我们论坛的主题“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在行动”,正是契合了这一战略,更符合今年3月提出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第二,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的现状和特点。有三点。一是城镇化的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加快。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7.9%,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化率为36.2%,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二是城镇化的数量在大幅度增加,大中城市的数量增加得更快。三是城市的规模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边小”的特点,人口五十万到四百万的城市比重是47.4%。
        第三,我国城镇化出现了哪些挑战。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口的泛城市化问题比较突出。2012年我国城镇的常住人口比例达到53.7%,而户籍人口常住率是35%,差了18.7%。两亿多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在城镇就业,但并没有住房、没有户口。这就是泛城市化,可称为“要人不要命的城镇化”。二是城市建设的力度粗放。2001年至2011年,全国城市辖区面积由1.6万平方公里增长到3.72万平方公里,增长率为129.6%,但城市辖区人口由2.86亿人增长到3.98亿人,增长率为30.9%。数据对比显示,土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没有实现人和地的同步,可称为“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三是城市规模和布局不合理。城市规模与自然环境承受能力不匹配,导致城市发展对农业的发展带动力不强、对农村的产业带动和服务延伸不够,导致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可称为“城乡不平衡、工农不协调的城镇化”。
        第四,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认为应该通过两个途径来协调推进城镇化。以城市为依托,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村为依托,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应从五方面着手。一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覆盖,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让农民安居乐业。二是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适当减少产业用地,增加居民用地,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态空间宜居适度,生活空间山清水秀”。三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结构,大中小城市必须合理布局。四是提高城镇化水平,把城市的发展融入现代的文化元素,保护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五是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和融资机制,加强规划,加强立法,培养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建设透明的融资机制,实现财政转移机制与农业转移人口挂钩。农民就地城镇化,需要政府扶持。比如“镇改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等措施,都可以加快城镇化步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风田

       郑风田讲话摘
       土地制度改革,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巨大发展机遇。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核心发展趋势是农村的城镇化,而不是泛农村的城镇化,由小村庄慢慢建设成小城镇再演变为镇改市才是正常路径。荆门市彭墩村的建设工作,便符合未来发展趋势。从国家层面来看,目前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轨时期,土地已经实现三权分立,宅基地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土地抵押贷款也逐渐明朗化。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在土地租赁、入股的基础上释放了农村土地抵押权。中央对土地制度改革大方向的定调,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推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要走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农业道路。有些地方城镇化率在稳步提升,但超速发展带来的却是“千村一面”、“同质发展”的现象,甚至部分地区原有的产业特色也丧失殆尽。因此,只有最适合本地的城镇化才是最好的城镇化。荆门依仗优越的山、岗、平原、水田、旱地、林地等自然资源,擎起“农谷”旗帜,本身就是顺应发展趋势、符合区域环境的一大创举。倘若“农谷”各个村镇都能够扎根地方实际,打造支柱产业,未来定然大有可为。总之,持续缩短与全国城镇化率水平的差距绝不是最终目的,真正的新型城镇化应当是在保留、寻找、发扬产业特色的基础上,走全产业链化农业道路。
        要增强带头人治理水平,让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收益。无论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征用,还是农业用地流转为非农用地,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利益纠葛,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村党支部书记是城镇化利益分配中的“切糕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提高村镇治理能力:第一,尊重农民意愿,自发流转土地经营权。第二,把准村镇脉象,找准农民需求,掌握产业动态,以实际行动呼应农民的热切期盼。第三,推介成功经验、成功做法,开拓农民视野,赢取农民支持。第四,积极发展股份合作,让农民一起分享城镇化建设的成果和利益。第五,保障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落实好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退出等权利。
        武装农民头脑,能有效助益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以前,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其生产技能也都是围绕土地获得的。一旦流转土地、离乡转移,农民面临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生存和就业。与此矛盾的是,农民“散户式”粗放经营、职业技能跟不上产业步伐、无法充分参与竞争已开始成为农业转型、农民增收、城镇化提质的绊脚石。因而注入人力资本,加大培训投资,用以武装农民头脑,辅助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势在必行。农民技能提升之后,会以生产者、主导者的身份推动农业现代化、专业化、标准化快速形成,同时大幅度提升对机械、化工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巨大需求的满足将进一步支撑和反哺产业体系的完善,最终助益新型城镇化建设。


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中心研究员、区域经济专家罗天昊


        罗天昊讲话摘
        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实现人力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对于人口资源,需要重估人的价值。农村只有保持庞大的人口基数,才能保持创新能力,所以必须推动人口资源的回流,投入到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来。另一方面,不能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加快经济发展。近年,国家推出两大经济带,一个是京津冀,一个是长江经济带。但是京津冀的发展主要是承担北京、天津的负载能力,东部沿海、长三角发展的初期已过,而西北地区存在环境制约。所以唯有长江经济带有发展空间,既能保持发展速度,又能保持生态环境。荆门选择“农谷”这种发展模式,有一定的战略考量。荆门有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丰富的物产和潜能亟待开发,“农谷”旅游产业和现代农业,都是保持经济发展且不以生态资源为代价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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