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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将为“三农”工作开创新局面——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在“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第二届湖北峰会上的讲话
浏览1275次 来源:人民论坛网 发布时间:2015-07-15

由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与荆门市委联合举办的“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第二届湖北峰会在荆门召开,对于我们“三农”学界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在荆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并且还不断地创造出许多在全省全国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与推广意义的宝贵经验。同时,今天的论坛,吸引了全国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全国各省许多先进农村的优秀党组织的领头人,可谓是高朋满堂,共筑“互联网+”和当代农村社会治理的美好明天。

上午,人民日报社、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共荆门市委领导人在开幕式上对本次论坛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万宝瑞同志以“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的面临的趋势与政策建设”为题,作了一个非常精辟、非常精彩的主题报告。腾讯公司的美女CEO作了一个“筑梦新乡村”的演讲。国家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先生是我国“三农”学界的理论权威,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对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进行科学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今天的主题发言“互联网+农业:嫁接阵痛与农业现代化转型”讲得非常深刻。

目前,无论是否做好了准备,也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互联网+”的新时代。什么叫“互联网+”新时代呢,今天上台的各位来宾都在发言中作出了自己的诠释。我个人认为,所谓“互联网+新时代”,就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个平台,与其他相关产业、事业实行跨界融合,不断地释放新动力、创造新产品、追求新模式、构筑新业态、推出新管理,从而促进经济社会高效率、可持续地繁荣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不知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对“互联网+”模式这么感兴趣?为什么都在热切期盼“互联网+”的模式能够尽快渗透和覆盖到“三农”领域?我觉得,这是因为农村农业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很多麻烦与纠结,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互联网+”模式的横空出世,就像在黑暗夜幕中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北斗星,从而为我们充分利用信息科学的技术支撑来破解“三农”难题增添了希望,坚强了信心。

那么,我们的“三农”工作当前到底存在哪些困难,希望或者需要通过“互联网+”的模式来拯救呢?

大家都知道,1978年“分田到户”之后,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老子自己的”这一时代最强音的强烈刺激下,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不仅将中国农村带进了由贫困奔向富裕的历史“拐点”,而且也让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无论买什么都必须凭“票证”的困境,几乎于一夜间成为了人们苦涩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直接开启了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

但是,我们也冷静地看到一个客观事实,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奋剂”作用与边际效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下降,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步伐逐渐放缓。安徽省小岗村农民严宏昌2008年对我说过:“分田到户之后,一年跨越温饱线,卅年未过小康关”。从全局角度讲,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依然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依然落后,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依然较低,农民持续增收的困难依然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不少地方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同“泄洪”一般向城镇流淌。我每次下乡调研,看到很多地方都是绵延不绝的“空心村”和“老人屯”,大块的“插花”荒地、陈旧残破的水利设施、广种薄收的稻田麦地。我曾经回过当年上山下乡当农民的生产队,发现那里早已经不再有青年男女的喧闹嘻笑,不再有房前屋后的鸡鸣狗叫,不再有田野里的耕牛悠悠,不再有晨曦中的炊烟袅袅。传统而悠久的农耕文化和自然而纯朴的乡村活动正在逐渐消失,给人们的感觉好象是真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因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三农”形势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由于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甚至相对贫困化,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健康协调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我们党中央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三农”问题逐步演化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和“热点”话题。

人们不禁要问: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一直处在“鲜花”和“掌声”之中,为什么这个政策的实际效用在经历短暂的轰动与辉煌之后,便很快陷入了长时期难以恢复的“疲惫”之中呢?更何况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未曾过半点懈怠,特别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新阶段之后,全国每年用于“三农”领域的各项财政资金已累计高达万亿元,为什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这一目标体系的实现却始终还是个无法得到有效突破的“老大难”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癌症”的真正“病因”就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的“分有余、统不足”甚至“只有分、没有统”的缺陷性上。最典型的表现是:以千家万户高度分散的家庭为生产单位,如一袋子互不统属的“马铃薯”,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彼此之间却很少发生经济联系。产前、产中、产后及存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几乎没有必要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合作,完全依靠农民自己带领老婆孩子单打独斗,基本上处在一种“万事不求人”的封闭境界。在这种相当原始的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的制约之下,不仅农业生产、农民增收非常艰难,规模生产与规模经营的局面也无法形成“气候”。因此,很多农村的农民每年只能维系简单的再生产活动而根本不可能促进农业升级换代和繁荣昌盛。

我承认,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符合当前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适宜中国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亦能够妥善解决广大农民分散就业的难题,但它确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小农经济形态。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与基本内涵就是:生产资料细碎化,要素配置差,经营规模小,投入成本高,产生效益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弱。如果这个带根本性质的主要矛盾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农业繁荣、农民增收、农村进步便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永远无法抵达现代化的彼岸。从这个角度上来审视,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个生产力的问题,而更关键更核心的是个生产关系的问题。

怎么才能有效地改造与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呢?我认为,当前最紧要、最迫切和最具全局性的头等大事,不是调整产品结构以实现特色经济,不是扶助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以煅造产业化链条,不是加快土地依法流转步伐以追求规模经营,也不是努力推进小城镇发展以转移剩余人口,而应该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与精力去做三件事:一要有效提升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二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三要健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提升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就是要彻底扭转从前普遍存在的那种由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一盘散沙式的混乱无序和迷茫无助的局面,通过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民主管理为基本原则的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把广大农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拧成一根绳、攒成一股劲,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通过互助合作克难奋进,促进发展,走共同富裕、共同上升之路,这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追求。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公共资产被“吃光分尽”,集体所有制虚拟化和集体经济空洞化,基层政权无钱办实事办好事,不得不等靠国家支持的尴尬态势。农村党和政权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否坚强有力,能否承担起领导农业繁荣、帮助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发展“主心骨”的责任,不能单纯依靠选用“能人”和“强人”,而关键得看良好制度安排下集体经济的发展。如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多了,发展生产的条件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宽了,“村两委”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率自然而然就强了,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高了,农村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稳定就会指日可待。

健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按照改革开放的原则和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尽快构筑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帮助农民解决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以及生活中的困难,而且作为一根无形的纽带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融合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化服务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能把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小而全”的封闭式篱笆墙拆除,促进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从而有力地支撑着农民通过农业本身来持续增收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上述三件事,实质上就是着力解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存在的“分有余、统不足”甚至“只有分、没有统”的这种重大缺陷而进行的三大基础工程。倘若没有这三大基础工程的建设,广大农民群众很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一盘散沙”的弱势状态;传统而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很可能一直会“涛声依旧”;国家制订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路线方针很可能因农村缺乏有效的对接机制而难以贯彻推行;地方政府的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很可能由于“最后一公里”的阻隔而得不到真正畅通;农村生产力素质的提升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追求则永远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所以,这三项工程建设是我们搞好当前“三农”工作至关重要的切入点和纲举目张的操纵杆。如果真正地抓好了,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进步的许多矛盾问题就必然迎刃而解,长期困于沉闷状态的“三农”工作格局亦在三大基础工程建设中,“互联网+”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破解“三农”工作这一历史难题,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农村社会进步提供了科学技术上的强大支撑和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全面创新。尽快把“互联网+”模式全面引入“三农”领域的重要性与种种好处,前面的各位都已经多多少少地讲到了,我再从宏观的角度补充三点,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

一,互联网+可以有效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充分促进农村农业领域的分业分工

我国的农业经济与日本、韩国、以色列及台湾地区差不多同时起步,但现在被别人甩掉很远。我们为什么生产效率不高、科技推广不快、发展速度缓慢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农业分工分业不充分、不发达。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家庭农户从耕田、播种、灌溉、施肥、打药、到收割、储存、运输、出售等,所有的生产环节都是自己一家人干,一般不需要请人帮忙,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生产方式一定是成本最高、效率最低,也是中国的农民之所以总容易单打独斗、一盘散沙的制度原因。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农村与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老是建立不起来,就因为农村与农业的分工分业不发达,社会化服务缺乏赖以生存发展的广阔市场。反过来讲,没有健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便永远只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而无法形成社会化大生产。如果将农业生产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与管理节点都分离开来,让每个人专门只干自己最内行、最拿手的活儿,这种生产方式便一定是成本最低而效率最高的机制安排。农民也就不可能再搞单打独半,而必须冲出家庭、走向社会,成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高度组织化中的普通一员。

现在具备客观条件了,因为有了互联网。但我要先提醒大家,不要一提起“互联网+”就以为是“电商”对农产品流通的福音。其实,互联网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功能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持的智能农业模式,二是以互联网营销为平台的电商模式,三是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模式。这三种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以计算机为中心,对信息技术综合集成,融感知、传输、控制、作业为一体,完全能够将农业生产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分离开来,给人们以高效、优质的帮助,使农业生产不断引向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从微观看,分工分业既节省人力成本,亦提高品质控制;从宏观上讲,通过对生产与管理各个节点的创新,拉长、煅粗了产业链,增添了就业岗位,做强了服务体量。所以,互联网是打破小农经济制约我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先进武器,对我们在农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促进农业繁荣、帮助农民增收,助力农村发展都将产生史无前例的驱动作用。简而言之,互联网能够让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化、农业从业者的服务更有针对性、农业生产经营的管理更加科学化、农民群众生活的水平更加优质化,而这些正是今后我国现代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方向。

二,通过互联网+的客观优势来科学构建新型的农村金融体制机制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饮”。金融资本作为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在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投入越多,产出越高,效益越好。没有一定的“本钱”持续性作规模投入,农业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便是一句空话,广大农民就只能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但是,作为金融领域“正规军”的国有商业银行早在上世纪末便已经从农村全面撤退。以湖北省为例,截止2005年底,县以下的金融机构和营业网点减少了78.3%,人员减少了43%,从而导致县域城乡金融体系的严重萎缩。即使保留了极少数分支机构,其主要业务也是揽储而不是放款。

凭心而论,国有商业银行放弃广大农村市场也有自己的满腹苦衷。分田之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象变化不大,个体农户生产规模过小,技术含量低下,能否喜获丰收?很大程度上不是靠“人努力”而得看“天帮忙”。在这种原子化境况普遍和不可控因素很多的状态下,开展信贷活动网点建设投入大、业务经营成本高,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迫明显,加之农业经济的弱质性和农民群体的特殊性,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吃亏不讨好”的尴尬之中,这即是商业银行不愿意留驻农村的重要原因。假如换我当行长,恐怕也会产生强烈的畏难情绪。

为舒缓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的矛盾,臭名昭著的高利贷活动如今在不少农村如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跑了很多县,月息3分的融资价格于各地农村而言似乎像是统一标准,舍此没有其他选择。这不仅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盘剥,也造成了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衍生着资本市场的风险。怎么办?“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与强大的科技支撑,并且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不断建设和广大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提高,现在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真正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金融需求的新型体制机制安排。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对各种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打破了传统金融模式对时间、空间、成本的严格约束,对推动农村金融结构性改革、创新农村金融模式和向广大农民服务的方式方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农村互联网金融可以依托大数据为农户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增信服务,为解决农村市场主体贷款难的问题提供新的多元化、多样性的融资方案;另一方面,农村互联网金融以手机为金融基础设施,覆盖更为广泛更大规模的农村人群,不需要传统模式中的那么多机构、人员、营业网点,可以低成本地迅速推广,金融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估计要不了几年,农村互联网金融将一定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机遇和新格局。

三,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平台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的水平

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的组织体系和集体观念也随之分崩离析,变成了一盘散沙。即使是想做一些关系到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好事,也往往很难搞得成。我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搞“一事一议”了,原因有“三难”:一是开会难,需要派送毛巾、方便面和洗衣粉等物质以“诱惑”群众到场;二是表决难,农户利益不断狭隘化,彼此之间的诉求差别很大,经常在争吵中不欢而散;三是执行难,好不容易形成了一个决议,在落实中倘若有少数落后群众充当“肠梗阻”,便往往相互攀比,最后什么也干不成。虽然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都一直在致力于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政权组织建设,但作为党和政府组织体系“根基”的绝大多数行政村的党支部与村委会,却始终就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各类公有资产早已在一片“瓜分”声中基本上被拆零,几乎没有任何生财之道去承担向农村社会提供规定的公益事业建设与公共服务责任。虽然上级政府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不断地加大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事实上仍然不够维持村“两委”的正常运转,这就是村级集体组织之所以长期债台高筑的主要缘由。由于集体经济普遍与长期缺失,大事小事都得“等、靠、要”上级政府的支持方可解决,便必然导致统一经营和公益服务的能力不断弱化。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战斗力以及在广大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向心力、凝聚力也自然随之不断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剧农村的失衡、失范和失控,并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

现在形势不同了。通过互联网与移动端手段,使得村民与村民之间、农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变得十分方便和迅捷。互联网具有天生的平等性与对称性,大家可以充分地平等地分享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可以平等自由地展开各种讨论,这些都是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落实村民自治最重要的基础与条件。同时,村“两委”也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互联网信息平台,充分征求村民的意见与看法。村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村财务、村政务、村集体资产包括债务等各项内容享受知情权和实施监督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让群众及时了解到村组自治组织和村干部最近在干些什么?从中央到地方最近又出台了哪些惠农强农政策?村民可以享受哪些公益服务与公共服务?对于集体资产的管理与开发是否科学合理?集体资产的开支项目与审批程序是否存在腐败?等等。通过强有力的监督都可以很好地回答,村民也可以对村组集体的各种社会事务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建议,集思广益、贡献智慧,提高村组民主的活力与氛围,从而达到建设民主、法制、和谐、美丽农村的目的。

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的事项:

第一,“互联网+”时代为我们开创了一个美好的明天,但我们能不能有效地拥抱明天,还得看现在的准备做得怎样。一是绝大多数青壮年进城入镇打工之后,留守农村的“386199”部队基本上成为了农村的主流人口,谁是明天 “互联网+”时代的主体?这需要我们的县乡两级政府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加强培训、教育和引导,切实地帮助在农村的群体能够有效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二是政府应该加大对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投入,做到超前规划、超前布局、超前建设、高标准,至少五十年不落后。三是我们欢呼“互联网+”时代早日到来,但不能寄望“互联网+”能够解决“三农”的一切问题。互联网只是一个科学技术平台,是一种信息手段,并不能完全取代实体经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我们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让广大农民跟随市场需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实体经济。例如,“电商”固然对农产品的流通贸易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没有扎扎实实的农业生产活动,没有低成本、高品质、大批量的农产品供应,“电商”再怎样神通广大,也终究会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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